摸清家底为规划提供依据

“中药大品种已经形成，”张伯礼介绍，“在农村、基层非常受欢迎，在加上现在的养生、保健都离不开中医药，中医药的发展形势非常好，当然现在还存在很多困难，这些困难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目标。”

张伯礼所说的困难与近年来我国中医药家底不清有关。

我国分别于1960~1962年、1969~1973年、1983~1987年组织开展了三次全国范围的中药资源普查。历次中药资源普查所得数据为我国中医药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最近一次普查距今已近30年，普查结果已经不足以指导现在的产业政策和资源保护规划需要。

“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最基础的物质基础，就是中药资源。”黄璐琦对张伯礼的看法表示同意，“我们深入到基层去的时候，发现实际上越穷的地方，越需要脱贫的地方，中药资源的栽培是最急需的。”所以，中医药还可以解决三农不能解决的问题。

抓发展机遇需要以制度做保障

“从国家法律的方面，应该尽快立法。”针对如何把握住中医药的发展机遇的问题，张伯礼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年人大常委会把中医法列到审议的议程。对于中医扶持的政策，应该更具体、更明确，关键在落实。扶持优秀品种，在价格和使用范围上进行制约不利于优秀品种的发展。”

立法是多方面的，据了解，目前我国专门针对中药资源保护的法律只有《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药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等方面仍然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约束。

黄璐琦则认为国家应鼓励协同创新，把科技成果及时转换到一线上去，着力打造中药资源的科技与技术的服务体系。“就是在基层建服务站、监测站，中间有一个技术转移中心，依照国家所建立的科学团队，比如国家中药管理局建立的重点研究室、实验室等，建立起层次结构分明、责任明确的一套体系，使成果能够得到及时地转换和应用。”

从企业角度看，徐淑清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从源头开始规范化种植，其次要提高中医药标准，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理顺。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政策的负责，需要用制度来做保障。

发展中医药应有助树立国家形象

“国家战略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国家的品牌”，黄璐琦认为，中医中药作为一个国家的品牌，起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医疗健康，二是中华文化，三是民族产业。示范性的、典范性的产业可以赢得良好的声誉。可以从这几个方面，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促进整个中医药的发展。

张伯礼则认为，将中医药发展上升到战略的角度，一定要看到中医药在国家发展中的贡献是什么。中医药要做贡献，首先要满足国家的需求，就必须要把事做实。

中药资源需求量大，但又存在资源短缺，鱼目混珠，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怎样健康发展？怎样评价药效？这些都需要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做工作，才能推动整个发展。

“中医药为我们中国人民的健康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药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作用还没被充分发掘出来。”许淑清指出，“我们要做的是怎样把中医药进行规范化。要意识到中医药除了治疗，还有防病保健作用。